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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仁（1876年－1974年），名胜初，字友仁，以字行，广东惠阳人。十八岁入博罗县学，二十岁为补取官员而拔取作为贡生，晚清废科举，考入两广师范学堂。宣统三年加入同盟会，在惠博一带运动新军起义。二战后历任广东海丰、福建龙溪县县长，有政声，尤重教育，在龙溪开办小学三百余所。 民国五年（ 一九一六年），参加讨伐龙济光的战役。民国九年随粤军回粤，任广东省公路东路分处处长，锐意发展交通。采用以工代賑办法筑惠平公路，为两粤有公路之始先后开筑广汕公路、惠博、河川、惠紫等五公路及县道千余里。复以民办方式：出田、出力、捐薪作为股份。创办惠樟公路。日寇侵粤时期，惠州受祸最烈，战后友仁急筹賑濟，并设班教养难童，造福桑梓，时誉日隆。1949年政府征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粤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从事三元里人民抗英史亦之研究，更致力于《春秋》分析。惜因文革冲击，未能成书。1974年9月病逝广州，年九十八。友仁淡泊名利，刚直不阿，生平喜读《春秋》，尤好《礼运大同篇》。
张友仁（1877-1974），广东惠州府城人，1926年在香港加入致公党，辛亥革命后，历任海丰县长、福建龙溪县知事、东江财政局长、广东省公路处长等职。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张友仁积极抗日，展现了文人救国的大无畏气概。1938年10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入侵华南大陆。14日，日军入侵惠州城前，在城郊小挂榜山遇到了顽强抵抗的中国士兵。张友仁在其自传中揭露日军当时使用了惨绝人寰的毒气战，“莫部温旅有三十余人守小挂榜山新建堡垒，倭人绕登垒上，俯放毒气，垒中兵士尽死，尸体经月不腐。”日寇凶残行径，令人发指。1939年3月1日的上海《申报》刊登了一篇 《民族英雄的葬礼―――东江抗战殉国将士公葬礼速写》，该通讯称，有100余名抗日将士在1938年10月14日的小挂榜山防卫战中牺牲，1939年1月初，惠州名绅张友仁收拾小挂榜山的忠骸。惠州各界还在水帘洞的山上举行 “东江抗战殉国将士公葬典礼”。这期间，张友仁张罗得力。
惠州沦陷后，张友仁积极募捐抗日，与曾生等中共领导保持密切来往，给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资金、药物和械弹等支援，成为“东江纵队”之友。1939年4月，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团部从淡水迁来惠州，团长叶锋找到了张友仁，张友仁大力支持并安排东团成员到金带街“梅花馆”家里住下。当国民党当局迫害东团时，张友仁不惧恐吓，积极营救副团长刘萱等人脱险。1940年6月，国民党惠阳县党部又命令留守东团团部的“两才队”和“吉隆坡队”撤离，封闭团部。在此关键时刻，张友仁对东团的困境十分同情，把“两才队”队员安置到自己的别墅“荔晴园”内，使东团能继续在惠州工作。接着，惠阳国民党当局又“劝令”张友仁让东团离开“荔晴园”,他理直气壮地说：“‘东团’集资回乡贩济难民，参加抗日救亡，他们所做的都是爱国好事，不能把他们踢开，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就这样，“在时局扭转后，张友仁仍然与我党肝胆相照，冒着极大的风险，继续掩护我党的同志和‘东团’队员”，最终顶住了压力，保护了东团。然而，1941年5月，惠州第二次沦陷，日军进驻“荔晴园”，并放火焚烧“荔晴园”。除了支持爱国华侨，张友仁还身体力行，赈济饥民收养难童。1944年3-4月间，为了进一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民主建政，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东江纵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先后召开有各阶层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国事座谈会，张友仁应邀参加了在惠阳县约场乡召开的国事座谈会，座谈会由林平、曾生主持，这是一次推进各界人士团结抗日的成功的大会。
1947年10月，张友仁历经17年撰写的《惠州西湖志》出版（上下两册，共13卷），当时有识之士赞之为：“惠州西湖无完书，有之自友仁先生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友仁历任东江人民图书馆馆长、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三届广东省人大代表等职务。
鼎革幾前驅，乾坤一俠儒。生前百里牧，身後五車書。函井存心史，荔園寄壯圖。松風依舊在，瀟灑過西湖。1911年同盟會員，參與淡水起義，歷任北伐軍總司令部秘書、海豐縣民政長、海豐縣縣長、福建龍溪縣知事、福建福泉公路局局長兼十九路軍工程處副處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東江人民圖書館館長、中國致公黨中央委員、廣東省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文史館副館長、廣東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著有《荔園詩存》、《扶藜集》、《〈春秋〉今釋》、《豐湖文獻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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